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梁善茵 何文涛 实习生 郭一江

在被海量信息“焊”在屏幕前的今天，放下手机、切断网络，能走多远？

2023年11月27日，31岁、正在英国读博的杨淏向亲友告别，开启了一场在旁人眼里近乎“疯狂”的流浪——他将不带手机、脱离现代通讯，独自漫游几个月。

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将往何处去、于何时返程。他从家乡山西出发，在太原火车站等待目的地“降临”，把自己变成一个骰子，每次随机抛向任意一个方向。他一路南下途经武汉、泉州，落脚潮州、梅州；再往西南走过湖南、云南、重庆；接着往西北漫游甘肃、西藏、新疆；等春暖花开时抵达东北，最终回到山西。

134天里，他的足迹踏遍24个省级行政区中的68个市、县。每天看7小时手机的生活离他越来越远。随之远去的，还有曾被数字网络牢牢裹挟的焦虑和不安。他把这趟离线旅行的所见所想记录下来，连同沿途拍下的照片、给亲友的书信一一整理，最终汇成了非虚构作品《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

正如杨淏所说：“技术也许让人们更加容易接触到美，但它并没有使拥有美或欣赏美的过程变得简单。而更多的美，往往就藏在通往美的路途中。”

忘带手表反而更精准地感知时间

羊城晚报：《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这本书，光是标题就足够吸引人。您当时为何会进行这场“实验”？

杨淏：想做这场实验的念头，在十年前就埋下了。当时互联网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原本扎根线下的生活场景往线上迁移。随着平台经济快速扩张，短视频席卷日常，我们熟悉的那些和现实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接二连三地被数字化改造，这让我心里越来越不舒服。到了疫情期间，这种不适感达到了顶点。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如果摆脱手机和互联网，我还能不能在真实世界里正常地生存？这个设想和疑问一直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我想，我必须付诸实践，于是在2023年底开始了这场实验。

羊城晚报：展开旅程后，如何实时知道时间？

杨淏：尽管我在出发前努力准备好一切必需品，却还是忘记带一块手表，这也是一个手机出现之后逐渐淡出我生活的物品。于是我只能不断地去找人询问时间，或者专门去找那些有大时钟的火车站、广场等公共场所，去观察了解当下时间。但后来我懒得这么做了，肚子饿了才去找饭吃，脑子困了就睡觉，完全听从身体的指示。

在打破以前为了让生活有规律而设立的条条框框后，我发现，我的生活非但没有变得杂乱无章，反而更加有规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形成了一种对时间更精准的感知力。比如说，我养成了每晚在酒店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会在我认为差不多7点的时候打开电视。一般情况下误差不会超过15分钟，而且误差变得越来越小，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准确。这是一件挺奇妙的事情。

寻找新风景 “擦拭”旧眼光

羊城晚报：书中五个章节都分别附上了您用毛笔字写的家书，这也是您与外界联系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为什么会选择用毛笔来写？

杨淏：我从小学开始写书法，这份启蒙来自我母亲，她是个书法教师。长大后接触的艺术媒介越来越多，我对书法的兴趣反而愈发浓厚——我本科读的是中国画专业，这些年也一直保持着写书法的习惯。

记得小时候天天背古诗，会背“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句诗。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古诗对我来说是概念化的，实际上无法理解“家书抵万金”的具体质感，因为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既然要写信，就应该选择能够承载“信”“家书”本真意义的媒介，因此我短暂地恢复传统家书的形式。临行前，我在书包里放了两支毛笔、几沓宣纸和一瓶墨汁。

羊城晚报：在书中，您提到以古人书籍作为旅行指南，比如重走作家沈从文当年在湘西经过的所有地方，跟着考古学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等探险家的足迹，行走甘肃、青海和新疆南部。这样的旅行方式有何特别之处？

杨淏：沈从文比我整整大了90岁，此时的我与《湘行散记》中的沈从文正好同岁。我想在和沈先生同样的年纪，坐船重走他当年在湘西经过的所有地方，看一看那些令我魂牵梦萦的文字所记述的码头故事，亲身体验一番沈从文的乡愁。而普尔热瓦尔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等探险家也是我最重要的“小红书博主”，我想沿着他们的足迹看看，一个世纪后的新疆遗址是怎样的。真正的发现之旅，有时不仅是为了寻找新的风景，还可以“擦拭”一番旧的眼光。

羊城晚报：在脱网旅行过程中，您是怎样写作的？

杨淏：我一般会在旅途的空白时间写一些片段，看到有意思的人和事就赶紧记录下来。我的写作习惯是每隔三四天，就会专门空出一整天的时间，用来记述过去几天的经历。《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中70%以上的文本是我在旅途中写下的，我还会给不同的人写信，每隔三四天写一封信。

羊城晚报：书里提到了一种“反差”，当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单一时，对外界的感受反而更饱满。您在脱网期间的写作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

杨淏：通过数字互联网，我们每天可以接触海量的信息，有无数种方式去表达、去输出，但人的思维和表达变得碎片化。我们越来越难集中注意力，深入的、线性的思考变得越来越稀缺。在四个半月里，我走完了全国24个省级行政区中的68个市、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我把所见所闻拍摄成影像，素材多达2T；最重要的是沿途我可以不受任何打扰地专注写作。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绝对专注的人生体验。

“开机”后更坚定地与互联网保持距离

羊城晚报：主动断网后，您对数字网络与人的关系会有更透彻的认识吗？

杨淏：在这场实验中，我发现手机、数字网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侵蚀，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剧烈、更无孔不入，这也让我感到诧异。我曾以为，被互联网系统裹挟最深的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可走的地方越多却发现，在小镇和乡村这类下沉区域，短视频的覆盖广度和渗透力反而更强。我去过的几乎每一座小镇，见到的绝大多数老人，都在刷抖音或是看直播，除此之外似乎很难找到别的日常娱乐。

羊城晚报：在未来，想要在某种程度上“逃离”数字网络，会越来越难吗？

杨淏：我个人认为会是这样的。在目前的数字技术发展阶段中，互联网是必要条件，而手机占据核心角色。我们的日常行为、赚取利益的方法会和这套系统越来越深地绑定，一旦离开了这套系统，就会变得寸步难行。这种趋势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

羊城晚报：所以你写《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并不是为了“关机”？

杨淏：对，完全“关机”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脱离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代价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我之所以做这场实验，是希望它能提供一种视角，告诉大家脱离系统后会发生什么、遇到什么事，最终得出某种结论或经验，这样就足够了。我从来不是让大家从今天开始放下手机，只“关心粮食和蔬菜”，而是提醒大家能够更多“关心粮食和蔬菜”。

羊城晚报：这场实验会对您之后回归正常生活产生影响吗？

杨淏：重新“开机”后，最大的影响是更坚定了我跟互联网保持距离的决心。现在我在英国没有手机电话卡，住的地方也没有WiFi，只有工作室有网络覆盖。每天早上起床后，我会去工作室连上网，开始处理线上的消息、邮件。从工作室离开以后，我就又进入到脱网的状态，可以比较专注地写作、看书、看电影，还有跟家人或朋友待在一起。

羊城晚报：《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出版后，除了参加一系列新书发布活动，接下来还有怎样的计划？

杨淏：写《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时，我还在读博士，现在已经毕业了。将来的计划是去一所大学任教，但我不希望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教职中，因为我还有其他项目想去做，也想继续保持创作，不管是写作还是拍影片。大致来讲，未来几年可能是一半精力投入教学工作，另一半精力继续从事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