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熊安娜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这句广为流传的箴言，出自何人之口？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冯道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

历仕五朝八姓十一帝，冯道的仕途履历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被称为“官场不倒翁”。历代史家多苛责他“虽有小善，大节已亏”。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浙江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日本京都学派代表学者砺波护（1937-2024）所著《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以下简称《冯道》），这部写于1960年代的学术传记，是少有的冯道传记。通过此书，能更好地理解电视剧《太平年》，更能一窥冯道的人生轨迹，并理解他所处的时代。

近日，《冯道》一书的译者、现于京都大学攻读宋史博士的郑淦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忠于国”与“忠于君”的两难

羊城晚报：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将历仕五朝八姓十一帝的名臣冯道推到了当代公众的面前，史家是如何评价他的？

郑淦：《新五代史》作者欧阳修、《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对冯道都持批判立场，以“忠君”为标准斥其“大节已亏”“为臣不忠”。进入宋代以后，政权统一，君权强化，司马光等人将“忠于君”与“忠于国”紧密结合，更加强调“忠君”。相较之下，《旧五代史》的成书时间距离五代最近，对冯道的评价相对温和，虽然批判他“不忠”，但同时也肯定他“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

明代李贽则结合五代乱世背景，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冯道践行孟子“重社稷轻君主”的理念，使“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这是从“忠于民”的角度来理解“忠于国”。在王朝更迭、战乱不断的五代十国，不光是冯道，大多数人对君主的忠诚度都非常有限。冯道恪守为官本分、心怀百姓，在每次易主换代之际保全自身的同时，也尽力让民众免于战乱之苦。

总体而言，在传统的“忠臣不事二君”礼教观念下，对冯道的批判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至近几十年才开始出现转变。当代学者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更能理解冯道的难处，对其处世态度也有了更多肯定。

羊城晚报：在乱世，冯道为何能以文官之身屡屡被新朝延揽，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

郑淦：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处世态度和理念。冯道强调“事当务实”“与物无竞”，他的博闻强识及与世无争的性格在乱世中难能可贵，正因唐明宗看中他的这一点，他才首度拜相。当冯道在相位越坐越久之后，他便成了每位天子都想争取的代表人物，仿佛只有获得他的认可才算坐稳帝位。五代虽是武将出人头地的时代，但国家仍需文臣稳定内政、处理民生。冯道长期身居相位，是文臣领袖，新天子获得他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获得文臣的认可。

羊城晚报：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自称“忠于国”而非“忠于君”。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人，他如何理解儒家的“忠”？

郑淦：我认为，冯道的君臣观在当时并不独特，是乱世中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五代的王朝本身就不稳定，天子易位很常见，不少君主出身行伍，作为皇帝也谈不上多么出色、多么值得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忠于君”是否还有必要？还有意义？

这是乱世的生存之道，并且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更多的批判来自后代，后代人往往因没有设身处地体会乱世的无奈，没有亲历过动荡乱世，才言之凿凿对他们提出批判。

编剧为冯道增添了不少“高光时刻”

羊城晚报：同时代有人称冯道是“承平之良相，艰难之际譬如禅僧飞鹰”，您是否赞同这一评价？

郑淦：在五代那样的乱世，其实冯道能做的很有限，遇到如后唐明宗那样相对贤明的君主，他能够与之讨论民生，尽力为百姓谋取福利，但绝大多数时候，五代的君主自身统治尚且不稳，很难有心思关注民生。冯道能做的，只能是完成分内之事，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例如，他曾在后晋高祖石敬瑭即位后奉命出使契丹，通过外交斡旋尽力维持国家稳定；后晋灭亡之际，他又努力阻止耶律德光对中原百姓的滥杀，沿途拯救被契丹俘虏的士女。值得一提的是，冯道还曾历时二十一年主持刊刻《九经》。身处乱世，朝不保夕，连温饱都成问题，冯道能坚持数十年、跨越数个朝代，始终致力于儒学经典印版的刊刻、为民众提供正确的文本，这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也为当时儒家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羊城晚报：那么您如何评价电视剧《太平年》对冯道的形象塑造？

郑淦：我觉得这部剧还是拍得很好的，编剧为冯道增添了不少高光时刻。尽管剧中对冯道的刻画有相当多的杜撰成分，但整体是符合史书记载的，他的性格底色、为人处世并没有改变。

羊城晚报：《太平年》中塑造的冯道形象总是忧心忡忡、眉头紧锁、神色内敛，这与砺波护笔下“乐观幽默”的冯道形象是否不同？

郑淦： 我觉得电视剧里董勇饰演的内敛稳重的冯道，反而更符合史书中的冯道形象。砺波护虽然提到冯道的性格里有幽默的一面，但这并不是大多数时候的冯道。从史书来看，冯道还是比较寡言少语的，他生于乱世，出仕时已是中年，后来又一直身居相位，这样的人又怎么会很欢悦呢？大多数时间肯定还是稳重的。至于忧心忡忡、眉头紧锁，这一点倒不太好说。史书中的冯道可能更豁达一些，毕竟他是一个顺势而为、不强求的人。

真正的历史总会被慢慢挖掘出来

羊城晚报：有人将《太平年》视为对冯道的“翻案”或“洗白”，您认为呢？

郑淦：我觉得冯道并不需要翻案或洗白，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对历史人物有不同的看法：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站在他们的时代立场批判冯道，是容易理解的；现在的人站在自己的角度重新审视五代史，对冯道有新的看法，同样可以理解。

历史上关于冯道的评价本就不统一，对他的批判原本也有待商榷。电视剧只是让更多人认识了冯道，了解了围绕他的争议。但电视剧终归是电视剧，与历史并不完全一致，冯道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他的确未必像电视剧里所描绘的那般重要。

羊城晚报：从“大节已亏”的反面典型，到被重新解读为“乱世安民的智者”，甚至被认为“具有现代意识”，什么原因让冯道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今天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和讨论？

郑淦：这主要还是归因于时代背景的改变。我们生活的时代已不再是强调忠君的时代，人们更加注重自我感受、向内探索，也就更能理解冯道的不得已之处，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除了理解冯道在乱世生存的不易，人们也开始欣赏他为人处世之道。冯道以“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为人生信条，强调“事当务实”，不执着于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选择眼前的最优解，往心目中最好的方向前进。这些理念显然很符合当代人的想法。哪怕在今天，能够拥有这种平和不争、顺势而为的好心态，也是令人羡慕的——毕竟很少有人真的能做到不瞻前顾后、左右摇摆，专注于眼前事。当下越来越强调独立思考与自我表达，在这种背景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呈现出愈发丰富多元的面貌。

羊城晚报：《太平年》褒扬了钱弘俶的“纳土归宋”——避免生民涂炭而放弃抵抗的抉择，您如何看待这种解读？

郑淦：我出生、成长在杭州，保俶塔是我徒步爬山时经常选择的目的地，钱王纳土也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故事。当时北宋已势不可挡，吴越本就是偏安一方的小国，这片土地上的后人们是感念钱弘俶的，至少“纳土归宋”确实替吴越避免了战争。

关于历史研究，我认为虽然历史难以百分百还原，历史研究也难免受当代社会的影响，但还是要尽可能站在客观角度，在原本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研究。比如谈论冯道，脱离五代乱世是绝对不行的；同样，看待后人对冯道的批判，站在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时代和立场，也就能够明白他们为何认为冯道毫无廉耻。在保持客观的基础上，能尽可能多地阅读史料，进行交叉验证，能够将历史“还原”到多大程度，取决于研究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历史不会因为某个研究而改变，真正的历史总会被慢慢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