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考古迎来“上新”，增城工作站正式成立。这一举措旨在探索“考古 公共服务”模式，将考古工作与公众服务紧密结合。通过该工作站，能更好地开展考古研究、文物保护等工作，让公众更深入了解广州的历史文化。在考古过程中，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举办展览、讲座等活动，提升公众对考古的认知和兴趣。这种模式有助于推动考古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让历史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

5月17日上午，在国际博物馆日即将来临之际，“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增城工作站”在增城区博物馆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区级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合作共建的第二个考古工作站，标志着市、区两级联动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广州文化强市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增城博物馆公众考古研学基地”亦同时成立。

增城承载悠久历史，是广州地区考古发现年代最早、考古学文化序列最完整、各文明发展阶段皆有重大发现的区域。广州史前文明的“第一页”就写在增城，这里也是岭南早期文明的“交汇路口”，而坐落于此的莲花书院，为明代大儒湛若水创建，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增城工作站选址增城区博物馆五楼，将承担科研、整理、展示、教育等任务，通过“考古+公共服务”的创新模式，打造文物保护利用的“广州样板”。未来，这里将成为考古研究的前沿阵地，也是公众亲近历史的温馨家园。

“为增城考古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当天，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副处长张晓思、增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增城区文物局）局长刘艳媚、副局长刘卫，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强禄、副院长吕良波，增城区博物馆负责人孔敏等出席揭牌仪式，刘卫副局长主持。近百位公众考古活动参与者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以考古视角凝视历史，以敬畏之心传承文明。”刘艳媚在致辞中表示，工作站的成立是增城文物事业发展的里程碑，将为增城考古事业注入强大动力。“我们将借助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专业力量，更科学、系统地发掘与研究增城境内文化遗址；同时，增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也为市考古院的研究提供广阔田野。”她表示，双方优势互补，有望在考古以及相关领域取得更多突破和进展。

张强禄在致辞中表示，增城是广州乃至岭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富集地，考古发现众多，工作站将促进双方在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文物保护、展览策划、公众考古等领域的深度合作。他尤其提到，“我们将积极开展公众考古活动，用考古成果助力讲好‘增城故事’‘广州故事’‘湾区故事’，推动考古成果的普及与共享，让更多市民了解考古、热爱文化遗产，共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考古+公共服务”成为重要特色

位于增城区府佑路138号的增城城市馆，其五楼宽敞明亮，阳光透过玻璃天花板洒落中庭，也照耀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增城工作站 增城博物馆公众考古研学基地”这两行崭新的大字上。这里，约1000平方米的场地，如今承担着科研、整理、展示、教育等功能。“考古+公共服务”的模式是广州考古系列工作站（黄埔工作站、增城工作站）的重要特色。

在专业研究方面，工作站设立了文物摄影室、文物修复室、文物绘图拓印室及文物库房，支撑考古出土文物的系统整理、研究与保护。在公共服务方面，则设立了考古科普讲堂、考古互动工坊、考古科普展厅（展廊），长期面向公众开放，大家可以通过“广州市增城区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了解和参加活动。

看展览、与文物工作“零距离”、文物拓印DIY，公众可在此体验从了解、观摩到参与的全流程。当天，五楼的回廊呈现的两个图片展“走近考古”和“增城考古时空漫游”，吸引了大批观众。前者为观众生动讲述了什么是考古、怎样做考古等“启蒙”课程，后者则集中展示了增城新时代以来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成果。

记者看到，在文物库房，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此前于增城区发掘的老虎岭、墨依山等文物进行整理。据透露，关于增城汉墓等的研究工作正在系统进行。

考古成果的普及与共享，是广州考古近年来致力的方向之一。当天的文物DIY与拓印公众考古活动，报名一早爆满。宽敞的活动室里，四十多位孩子和家长一起，在专业人员的辅助下，使用硅胶模具、石膏浇筑等，亲自动手“复制文物”。一位带着幼儿园女儿来参加活动的父亲对记者表示，生活在数字化时代的孩子，太需要了解过去、了解历史，以学养来滋润和沉淀心灵，作为一个曾多次带孩子来博物馆的家长，他对工作站的活动充满期待。

广州增城：展开六千年历史画卷

增江正如母亲河，滋润人类、沉淀历史。作为广州东部的重要水系，其流域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沃土，也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广州先民最早的家园。丰富的考古发现为人们勾勒出跨越六千年的历史画卷。

记者在现场展览中了解到，增江流域区域性考古调查，是广州地区继从化流溪河流域考古调查后开展的又一项区域系统调查工作。其中，2016年3月-2017年5月，在增江流域复查和新发现各时期文物点共计555处，这批考古遗存可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时期、西周至春秋时期、战国至西汉南越国、汉代、晋南朝、唐宋、明清共七个时期。

广州最早的史前遗址有多早？让我们聚焦石滩金兰寺遗址。1958年至1961年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中山大学历史系、暨南大学历史系先后对金兰寺遗址进行过三次发掘，发现距今约6000年的彩陶遗存。它作为广州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贝丘遗址，其叠压文化层的先后关系，为广东史前时期考古学的编年序列提供着重要的地层证据。

而在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配合广汕高铁（石滩段）工程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金兰寺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则发现500多平方米的贝丘堆积文化层，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000年前后）墓葬44座、商周时期墓葬2座以及各时期灰坑、柱洞（1200多个）、墙、灰沟、水井等遗迹，出土陶器、石器、瓷器、瓦当等文物208件/套，另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骸42具和动物骨骼标本等，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变迁、重构新石器时代晚期环珠江口地区人类生产生活及文化发展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朱村墨依山遗址则见证了珠三角与粤东，以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遗址位于朱村街官田村的一处山坡上。2016年8月至11月，为配合广州北三环高速二期工程建设项目而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清理商至明清时期墓葬127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银器等各时期文物197件/套，填补了广州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对研究增江流域早期文明、研究广州地区历史文化源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晚商时期墓葬是墨依山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共计76座，是广州地区发现的第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晚商时期墓地。以大口尊、T形玉环、牙璋等为代表的出土文物，显示增江流域晚商时期文化面貌与粤东地区浮滨文化具有密切关系，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商文化南渐并与岭南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位于永宁街南香山东部山腰的莲花书院遗址，是明代大儒湛若水在1536-1540年间修建的书院。受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政府永宁街道办事处的委托，配合莲花书院的复建工程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16年、2017年对莲花书院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基本摸清了莲花书院的结构布局；2018年对勘探发现的古代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房址、石墙、台阶、排水孔、路面及红砂岩柱础、麻石柱础等遗迹遗存，出土牡丹纹瓦当、滴水、青花瓷碗、刻字残碑等文物80件/套。

经过考古勘探和发掘揭露出来的明代莲花书院遗址的形制和布局，与相关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是湛若水创办的40余所书院中目前唯一经过考古发掘且保存完整的重要遗址，为中国古代书院特别是明代书院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和社会、文化价值，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文｜记者 潘玮倩

图｜记者 潘玮倩 增城区博物馆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