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图/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鸿 朱绍杰

5月23日上午，细雨笼罩下的广东美术馆新馆，一楼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

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第14场，87岁高龄的韩天衡先生精神矍铄，缓步登台。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名誉院长、“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得主，韩天衡以“我求索中的艺术世界”为题，将八十余载从艺生涯的哲思与感悟娓娓道来。这不仅是一场艺术分享，更是一段融合了实践、悟性与生命哲学的求索故事。

“生活是最受用的教科书”

“艺术实际上是不宜狭隘的‘单打一’的。务必把书法、作文、刻印、绘画、涵养，看成一个完整的建设工程，我则把它比喻为一个马蜂窝。”要将万般体会熔铸成一家之言，需要宏大的建构能力，为此，韩老先生提出了“马蜂窝”论说。

“马蜂窝”的正中央，为读书。韩老主张读书应读哲学，读辩证法：“辩证法是促使艺术拨开迷雾走向正途，并保证自己勇往直前的方向盘、指南针。”

如若说，艺术的生动气韵取之于教科书以外的哲学思想，对于韩老而言，“最受用的教科书”是生活。

韩天衡从泥瓦工刷墙的动作里，悟到画竹叶的诀窍。“偶然看到泥水匠用大排笔蘸石灰水刷天花板，其甩向墙壁上的水渍，宛如劲健的竹叶，其力度、厚度、形状都不亚于文同的写竹，是称得上‘金错刀’的美妙形状。”他从中体悟到泥瓦工腰、肩协动的节奏，以此为借鉴来画竹叶，实有奇效。

年岁渐长，韩老对生活的观察没有钝滞，反而更独到深邃。四十多岁时，他看到家门前水泥平台上的一堆油漆迹，“总觉得看着像什么”。出入次数多了，他发现，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团油漆像是鸟的身体。他将油漆迹挪到画纸上“变形”，演化成独具艺术辨识度的“韩鸟”。

对于荷花性格的再解读，也源于生活上的“用心”。荷花以周敦颐《爱莲说》里亭亭玉立的形象为历代文人所赞誉，但在韩天衡看来，荷花不仅是君子，更是勇士。在强直阳光的照射下，很多花儿都蔫了，荷花却始终刚毅，“荷不畏暑，与梅同格”。后来再画荷花时，他特意用重彩表现荷花迎酷暑而尽情绽放的生命力。

“生活是不可或缺的、走向成功的孵化池，我们要热情真诚地拥抱生活。”他说。

“推陈出新的内核是推新出新”

基于“马蜂窝”论说的系统建构，韩天衡对“传统”的态度愈加清晰而坚定。“传统万岁，出新是万岁加一岁。”他强调，学习的终极目的并非模仿或复刻，而是“扬弃”，“推陈出新的内核是推新出新，即推往昔之新而生出明日之新。”

结合晚明印学迎来的高峰，韩天衡展开了一段关于“新”的阐释。他介绍，“明末五家”在文人篆刻初创时期树立了“印宗两汉”的新理念，挽篆刻八代之衰。而文人篆刻新潮的领军者丁敬提出“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的卓越洞见，才正式吹响了挑战晚明“印宗两汉”积弊的号角。半个世纪后，邓石如开创“以书入印，印由书出”的一代新风；赵之谦独创“印外求印”，作品奇趣横生、风貌多元。

风流人物应运而生，创新之路金光万丈。“在近百年的篆刻史上，吴昌硕和黄牧甫宛如两个巨人。”韩天衡指出，黄牧甫与吴昌硕堪称一时双雄，然风格截然不同。论刻印工具，黄氏用铜条薄刀利刃，吴昌硕则粗杆钝角钝锋，故黄氏印刚劲、利落、干净，吴则沉雄、朴茂、苍郁。而论个人性格，黄氏内敛，推敲精细，直抵每根线条；吴氏豪放，一味踏天斫凿，着力于成印之后体现的整体效果。

“黄牧甫是皖南人，而其印艺的成熟、高峰期的16年都是生活在广州，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州成就了印人黄牧甫，黄牧甫也光耀了作为印坛的广州。”正如韩天衡所说，百余年来，沪粤两地之印人，正是循着两位大师开创的路径，在求新中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着篆刻艺术在新时代不断向前。

“世界博大，人虽渺小，也思前行”

“一个80多岁的老人，长了一张18岁的脸，人人都会感到奇怪。但一个80岁的人，他的刻印风格始终是18岁的模样，可能没有人感到奇怪。”韩天衡说，搞艺术的人往往容易有惰性，容易守旧，他希望自己能效仿古人“衰年变法”，步履不停。

年过八旬，他非但没有停步，反而在艺术上开启了“鸟虫篆创新”“哲思印式”“会意印式”等一系列更具哲学意味的实验性探索。

作为一个研究印学史的老人，韩天衡十几年来始终思考着一个问题：抛开字与字组合的形式美感，可否通过某种手段，呈现入印词句本该有的文化乃至文学诗性的内涵和意蕴？这成为他尝试创作“会意印式”的动因。

“会意印式”，即“领会内涵意蕴”之意的思考与实验。如刻“愚公移山”印，韩天衡以“山”处理为大框，困愚公于山中，在上方留有一线，寓移山可成的希望缺口，以古人从未有的处理手法，体现“愚公移山”成语的应有之义。

“世界博大，人虽渺小，也思前行。”韩天衡坦言，每每想到爱山者艰辛地向珠穆朗玛峰攀登，他更加坚定信念，也为自己鼓劲：“年龄不是问题，艰辛也不是问题，想不想继续前进、有没有正确目标，才是大问题。”